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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不移民的理由!

时间:2018-01-10 16:53 浏览: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考虑移民,为自己和家人寻找一个新的第二家园也已经被许多家庭提上日程。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为什么要移民呢?这个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某报刊记者的追踪采访中找到答案!

    不久前,某报记者采访了一个有计划移民的家庭:在北京学习和工作已经超过十年的刘先生和妻子,终于下定决心将“出国计划”放到了首要的议程上。记者采访时,刘先生刚从北京的一家移民咨询公司出来,手上拿着一大叠介绍资料和表格,稍显忧虑的对记者苦笑说,“原来移民还是项系统工程,或许走与留,都是很艰难的选择。”刘先生的感慨几乎是近几年来所有最终选择去国外生活的人的共同感受。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不移民的理由!

    曾有数据显示,2010 年时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4500 万。仅是2012 年,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总数就达到了15.2万人。与此同时,像刘余新这样准备移民的国人数量仍在持续增长。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公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截至到2013 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 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已经从1990 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目前的第四位。

 

    然而远离故土对大部分仍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曾有记者走访调查了多家中介机构、国际运输公司和外资企业的在华分支机构,对其中正在考虑或者已经着手离开中国的人进行了采访。虽然他们的身份背景、出国途径、目标国家等都不尽相同,但除了个别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外,几乎所有人在采访中都表达着对“离开”的许多不舍,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对记者诉说着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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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由之一: 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

    让刘先生最终决定出国的导火索就是北京在2014年2月出现的连续雾霾。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 月的28 天中,北京仅有7天的空气质量等级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 日—26 日,北京的全部检测区域都被意味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PM2.5 指数在175-185 之间。在全球最大的钻井设备制造商公司工作的刘先生,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PM2.5(即雾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质所富集的细颗粒物)的危害并不陌生。“我儿子今年四岁,这半年来总是咳嗽。去北京市儿研所看病时,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有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刘先生担忧地说。在记者与刘先生交谈的二十分钟里,他不时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手里转动着手机,手机里有他儿子可爱的笑脸,还有前不久新闻中出现的显微镜下令人毛骨悚然的PM2.5 颗粒“真容”,他稍显疲惫的脸上充满着忧虑。记者随后走访了多为环境专家,其中一位专家对记者说了这样一番话:“空气中以PM2.5 为代表的细颗粒物主要来自于燃煤、工地扬尘和汽车尾气。北京的雾霾更多的是后者。这么小的颗粒很难自然沉降,会在空气中停留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本身对呼吸系统就有影响,造成咳嗽、不适。而小颗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会导致癌症高发。早些年我曾对城市空气污染对儿童呼吸系统影响做过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于新生儿和婴幼儿处于生长发育期,污染对他们肺功能的影响和损害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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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环境污染成为近年来促使国人选择去国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调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将此作为主要的“离开理由”。2013 年6 月,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出版的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口罩中国”、“抢水事件”等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重复上演,“癌症村”、“致命水”的报道让民众不寒而栗。“污染”,既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代价,也是现在生存发展遭遇困境的象征,这些灰霾和毒素将很多曾经在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国人,推得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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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由之二: 不能承受房价之重

    陈先生上海经营着一家国际置业公司,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每年的业务规模都不算大。但随着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经济情况的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海外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市场的复苏,让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热起来。“国内限购限贷,而国外土地房产私有、永久产权、外国人可以贷款、租金回报率较高且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国人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热情一点没有消减,未来的市场潜力巨大。”陈先生对记者说。 2014 年3 月19 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主席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宣布,西班牙国际银行董事会执行主席埃米利奥·博廷以2.6 亿欧元的价格,将马德里地标性建筑“西班牙大厦”出售给了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这一价格与九年前相比减少了33%。抢滩西班牙房产市场的中国公司不仅万达一家。在这之前,海南航空和绿地集团已经通过入股和置换等方式,拿下了西班牙几家知名酒店的股权或是整体资产。据有关资料计算,2013 年第四季度西班牙平均房价为1466.9 欧元,与六年前的2101.4 欧元相比下降了30.2%。也就是说,目前西班牙房价已经下降到了2006 年以前的水平。因此,近三年来,中国对西班牙的投资已经增加了三倍,其中房地产投资占了重要的部分,特别是西班牙通过《创业者法》以后,到西班牙“投资买房换居留”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根据西班牙外交部的最新统计资料,在2014 年的头三个月中,西班牙总计签发了661 张“买房换居留”的签证,其中24% 发给了中国人。目前西班牙房产的投资优势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甚至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西班牙南部黄金海岸置备了一处房产。

 

    从陈先生公司的调查和客户反馈来看,与之前中国客户倾向选择曼哈顿这样易出租或保值的房产不同,最近两年用于自住的购买需求明显上升。投资目标国家的多元化,表明了投资者更希望投资于一种生活方式,清洁的环境,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中国客户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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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由之三: 恐惧舌尖上的“化学实验室”

    在采访中,居于“离开理由”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来风波不断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这样的“描述”让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赵女士有了些宽慰,但却仍然没能阻止她申请移民的脚步。身在成都的她在电话采访中对记者说,“这几年发生在食品、药品领域里的各种‘门’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电视、网络里的新闻,甚至是手机里的‘段子’,关于某某食品添加剂超标、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药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从没间断过。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赵女士的观点也许并非只是“个人感觉”。

    在2013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列出了这样一组数字:2013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药劣药等犯罪嫌疑人10540 人,同比上升29.5%,对785 起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挂牌督办。

    2012 年中时,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数字称,当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案件688 件,比2011 年全年收案量高出近70% ;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30件,接近2011 年全年水平。

    再往前,2011 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405 件,是2010 年的2.75 倍;受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367件,是2010 年的2.16 倍。

    从这一组组数字来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案件数量一直呈现大幅度上升的态势,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是执法机构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但为什么在从严执法的情况下,违法行为仍然屡禁不止,数量上甚至不减反增、涉及行业愈来愈多,其中更不乏行业龙头企业呢?“我们每天都在‘被科普’化学知识,就像生活在化学实验室中。移民就是不愿每天生活在担心和恐惧之中。”赵女士最后感慨的对记者说。或许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当食品、药品这些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时,没有一个人会甘愿冒着“吃遍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风险,让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断送在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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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由之四: 一切为了孩子

    在陈先生向记者介绍全球房价时,屡次提及一个国人并不陌生的概念——学区房。事实上,它不仅是近年来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最为重要的考量目标,也间接反映着年青一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中国”的现实问题。从陈先生的一位客户王女士一家的经历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年青一代追求幸福生活的全部重点。1975 年出生的王女士与丈夫相识于澳大利亚,两人都是上世纪90 年代初期就离开国内前往澳洲读书。2001 年,两人从西南威尔士大学毕业时觉得国内的工作机会更理想,于是先后回国,分别在两家排名世界500 强的外企里工作。“回国后的工作特别忙碌,我们俩经常是轮流加班和出差,压力非常大。直到2004 年儿子出生后,我辞去了工作,感觉生活才稳定了起来。”但让王女士没想到的是,随着孩子的日渐长大,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问题让她措手不及。“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我就听说入园难的问题。我提前将近一年的时间向一所比较好的公立园报名,竟然被告知名额已经满了。后来辗转托了很多人,才勉强挤进了这所幼儿园的亲子班,听说这样到时候也许会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里,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后来果然没能成功,但儿子进了另一所幼儿园。虽然中间花了很多冤枉钱,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谈到这段波折的经历,王女士一脸疲惫。孩子进入幼儿园后,她吸取了教训,立刻开始替儿子寻觅“小学”,这才发现看似公平的“免试就近入学”只是个“美丽的误会”。此刻,学区房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在经历了找合适的学区、卖掉原有房子、贷款买新学区房、转户口、报名、审核、面试、体检等一系列漫长到折磨人的过程后,儿子升入了海淀区某知名小学。然而折磨却仍没有结束。由于王希夫妇平时对儿子采取“放养”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因此在升入小学后,他们突然发现儿子班级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钢琴、小提琴、美术、珠心算、英语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学前的课外辅导上,就将三年级以前的课程都学完了。面对儿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突发情况,王女士慌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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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费的“良苦用心”,也许在全球范围内都鲜见“对手”。然而“中国式教育”也几乎为全体国人诟病。这些年来大学扩招、毛入学率急速上升,但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录取研究生或者就业招聘的条件也愈来愈多样,看是否名校毕业,学校是否为985 或者211 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学分绩点、竞赛得奖、实习经历、社团工作、技能资质,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等等。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即便这样的竭力准备,中国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更让中国的家长难以接受的是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2013 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99 万,被称作“史上最难就业季”。2014 年毕业生人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727 万,连同上年度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预计新增就业人数可能要超过900 万。在社会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的对比下,太多的高校在不断重复生产着这个社会并不接受的“产品”,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不容忽视。由于国外学校按照其支持和附属的对象分为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由宗教组织和个人开设,收费较高,就读与居住的区域无关。公立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和幼儿园,都采取“就近入学”原则。虽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41.39 万,比2012 年增长了3.58%,这是留学人数保持两位数增幅五年后,增速首次明显回落,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本科及以下学历就读人数增长仍然迅猛,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约80% 的国人表示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愿意更早的计划投资、移民或者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上学。

    缘由之五: 追求可预期的幸福生活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但如今在国内,普遍流传着一种调侃的说法:征税就是“见鹅就拔毛”的过程。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在海南询问码头工人工资时,对方回答:账面工资是8000 多,包括公积金、社保、风险金等,发到手上的是4000 多。面对收入被“腰斩”,网友提议将“个人所得税”改名为“工薪阶层税”。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全国个人所得税6531 亿元,比上年增长12.2%,高于绝大多数国人的工资涨幅标准。有机构称,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 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与家庭中有无子女、子女多少等毫无关系,这与全球大部分国家的规定完全不同。中国税负的沉重是被公认的。更多的税负压力也体现在种类繁多的间接税上,比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土地出让金等等。2014 年2 月1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称,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 万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称,如果计算全国财政收入,将土地出让金等其他收入加起来,人均要达到一万五千元以上;如果综合农村与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来,政府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的收入还要高一些。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几年在收入没有明显上涨的同时,花销却连年增加。从2010 年开始,物价水平开始明显攀升,CPI 同比上涨幅度最小的年度在2.6%,最大增幅时达到5.4%。在大部分一线城市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3500 元工资,在目前的实际物价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仅能解决温饱,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养,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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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离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物价高、工资低,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去医院挂号越来越难、看病排队时间越来越长,每年都传闻要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而且起征线一次比一次低。”刚刚得到澳大利亚移民局发来体检通知的董先生对记者说,“见过网上流传的那个中国最牛小县城的段子么?物价贵得跟纽约曼哈顿似的,工资少得跟非洲似的,菜价涨价跟愚人节似的。这就是现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现状。如果你买过车、买过房、办过企业,就知道生活在中国,办个事情何其繁琐。我想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压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让生活质量更高一点,国外虽然税率和社会保险比较高,但社会福利也更多。与国内相比,这里的生活更可预期,让人看得见幸福,觉得很安心。”

    缘由之六: 企业家丧失安全感的无奈

    2014 年,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也许又将是“挣扎”的一年。年初,搜狐与华夏银行联合推出了“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问卷”,参加调查的416 家中小企业中,有63.94% 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并不乐观,50.72%的企业对自身未来一年的总体运行状况表示并不乐观。有69.47% 的企业表示,不会在未来一年里继续投入资金,进行设备购买、企业扩张。最近几年,由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经过几年的生存“挣扎”,大部分中小企业对经济放缓早有心理准备,但2014 年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5%,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了压力,最终,有一部分人选择要“结束企业”,在东莞经营多年鞋业制造生意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一员。“原材料、劳动力和营销成本上升,企业税费负担沉重,内外需不振、业务萎缩,企业资金短缺、融资难、经营难,这些都是我最终选择结束生意的主要原因。无论中央政策怎么制定,但现在为止,像我们这样的中小型企业融资还是主要以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为主,两者的占比几乎相当。我们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有些企业没有担保,现在政府没有什么有利的扶持政策,利润低、利率却很高。”陈家瑞说。在他的工厂周围,原本有二十几个中小型加工企业为当地几家国内知名运动服装品牌做配套,现在还在经营的已经寥寥无几。对国内制鞋业比较了解的陈家瑞对记者介绍说,之前在东莞的很多台资鞋厂近一半已经转移到东南亚。仅在柬埔寨投资的中国鞋厂就有40多家。“柬埔寨当地地价便宜,劳动成本也比东莞低许多,东莞制鞋工人月薪已经到了4000 左右,还时常出现招工荒。东南亚的制造运营成本确实比国内低了很多。”有数据显示,从2005 年至2010 年,中国工资的涨幅已达69%,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 至30%。此外,人民币升值也侧面导致了外企或者出口型企业生产成本的全面上升。更多的外资企业,如摩托罗拉、沃尔玛、卜蜂莲花、雅芳、宝洁等大牌公司裁撤中国部分机构的主要原因则可能是因业绩不佳的减负之举。然而陈先生对记者说,外资企业逐渐离开是必然的,民营企业的境遇才更艰难。政策的限制,也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时间成本和市场风险,同时政府也丧失了对移民企业家监管的权力。马云曾吐槽说,“打败你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文件。”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一语成谶的意味。“一纸文件”让很多原本希望企业“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无可奈何,企业的未来还未可知,但自己的国籍却率先“走了出去”。“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国有企业最多受到政策优待,然后是外资,最后才轮到民营企业。”陈先生说。“企业家的离开,有时是被逼走的无奈。”事实也正暗合了他的观点。在中小型企业生存举步维艰,大型民营企业发展被受限制的同时,国有企业在经济放缓、众多行业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背靠政府大肆“进补”。2013 年,中国石油(601857,股吧)收获了A 股补贴王的称号,一年间共获得财政补贴103 亿,占其1422 亿净利润的7%。这只是多年来“习惯成自然”的一个缩影,近十年“两桶油”共获得国家财政补贴1258 亿。2007~2008 年间,它们曾因“炼油企业亏损严重”获得763.49 亿元的补贴,而彼时地方民营炼厂却从未享受炼油补贴。当然,其他国有上市公司也不甘落后。截至4 月15 日,在A 股发布2013年年报的1686 家上市公司中,有1559家获得政府补贴,占比超过90%。本来应该用于支持特定项目或者扶持新兴企业、促进创新型产业发展的政府补贴,大部分进入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口袋。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排名补贴额度前十名的上市公司中,央企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这样的政策环境,甚至是法律环境下,对本来应该是市场经济中坚力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日子充满压力、不安,甚至是焦虑。我们承认,在缺乏透明与监督的体制下,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以权力换取利益的寻租是必然;需要审批或资金的企业,在法制不健全、灰色地带盛行的社会里,以金钱攀附权力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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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确实有很多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在共享权力盛宴后,也会被深深卷入政治博弈的漩涡,无法自拔。比如王益与魏东、周宏;陈良宇与张荣坤、周正毅;陈绍基、郑少东、相怀珠与黄光裕;刘铁男与倪日涛;刘志军与丁书苗。但或许换个角度来看,从不放弃掌控市场的政府,将失去监督的权力赋予一群凡人,因此,他们之中的一个或几个,用手中的权杖去“吸引”权力与金钱的奴隶。这是体制的恶果,不能由个别人完全承担。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也许很多“合谋”的内情并非我们所知那样。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经历“重庆打黑”之后,国内的企业家开始进入群体性焦虑之中,关于“商人本分是什么”的争论席卷而来。然而这样的讨论,并不能阻止那些担忧自己和家人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企业家,开始将私有资产向海外转移,有些人干脆举家移民海外。那一年,曾有一次200 多名民营企业家集体“出走”加拿大的举动,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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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了以上这些分析,不知道您是否找到了答案,我为什么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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